专家探讨全球化视角下的商务区绿色发展模式******

　　中新网12月27日电 题：专家探讨全球化视角下的商务区绿色发展模式

　　中新财经记者 庞无忌

　　2022北京CBD国际商务季“聚焦绿色建筑，打造绿色低碳商务区”线上分论坛日前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CBD管委会主办，奥雅纳承办，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区绿色发展模式。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李德英、北京CBD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牛海龙和奥雅纳东亚区主席郭家耀分别致开场词。

　　论坛邀请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戴德梁行等国内外机构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分享绿建低碳实践经验。

　　论坛上，北京CBD管委会发起《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倡导全体楼宇、招商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绿色低碳建筑创建行动，主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和碳交易，发展和完善绿色低碳企业配套服务，支持和配合节能降碳交流平台搭建，培养引进绿色低碳人才，以全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

　　针对北京CBD绿色建设与发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规划所所长王崇烈提出CBD六大发展策略：优化用地功能混合布局，构建全时空的中央的活力区；依托轨道站点聚集资源，引导城市高密度高效率发展；完善道路微循环促慢行，绿色出行引导生产生活；多样公共空间激发活力，多维绿色空间提升碳汇；更新利用活化既有建筑，高效运营城市存量空间；推广绿色建筑有效节能，全生命周期低碳运营与维护。

　　清华大学节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教授魏庆芃表示，CBD需要通过价值管理重塑商业新常态，将可持续发展标准纳入社区园区和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策略，让基础设施和设备设施的运行更加低碳、绿色、健康和宜居。

　　北京达实德润副总经理朱文敏建议，北京CBD在现有良好的基础上，需推动零碳建筑示范项目的发展和突破，加强零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将绿色低碳实践推广到区域内更多业态中。

　　谈及绿色金融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助力作用，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祖大军表示，强有力的绿色金融对策可助力我国尽早实现双碳任务。目前我国绿色债券用于绿色建筑领域尚不足。随着国家对地产建筑领域的政策支持，绿色债券值得大家关注。

　　奥雅纳院士、地产科技园区及社会基础设施业务全球负责人Paul Sloman，城市土地学会华盛顿特区可持续性发展和经济绩效中心执行董事Billy Grayson就全球CBD实现净零碳排放发展策略分享时表示，城市CBD脱碳需要城市管理者、公共和企业机构的共同努力，持续提高能源效率，投资可再生能源，不断创新和优化减碳措施。

　　金丝雀码头集团分享了他们如何与上下游供应链、承包商及合作伙伴联动，探索出一系列的减碳方案。

　　圆桌对话环节中，来自戴德梁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奥雅纳、安永、北京五一视界及北京建机天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嘉宾们主要就建筑规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城市低碳规划与管理、数字科技碳中和、绿色地产开发、楼宇绿色认证及更新改造等话题展开了探讨。

　　据了解，目前，北京CBD区域现有楼宇均按绿色建筑评价或LEED认证的高标准进行建设或运营，CBD中心区及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LEED金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认证累计32个项目超过458万平米，CBD中心区绿建认证楼宇总体量占全市近四分之一。伴随绿色低碳全球化发展，北京CBD将着力推动CBD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为北京实现碳达峰贡献力量。(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